小长假结束后的第一天，码头青年解封了，上海没有解封，还有一些城市陆续进入静态管理。这个春天，发生了很多事。黄淮海平原的腹地，东欧大平原，长江入海口，在世界不同地方发生的每一桩事，都像冰山崩裂，轰然作响，却又寂静无声。4月29日，湖南长沙，一处居民自建房倒塌，五六十人被困或失联。一个星期过去了，只救出来十个人。那些可能永远失联的人，很多都是刚入校没多久的大学生。一个人没了，一个家庭就没了，背后是撕心裂肺的疼痛。网上流传着一个视频，不知道听说了什么，或者是难过着急过度，一个家长在众人面前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那种绝望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。不知是假期缘故，还是其他什么原因，长沙塌楼事件，似乎在网络上没有引起大的反响，静悄悄的。起码在我的朋友圈里，没见到几篇像样的文章。这涉及到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，媒体日渐凋敝，尤其是能做深度报道和舆论监督的媒体。长沙塌楼事件，如果深挖下去，涉及到的，一定不仅仅是检测公司。悲哀就在这里，一旦触及到某些人的痛脚，报道就很难深入进行下去。所以，我们会看到这样一种标题——《长沙塌楼事故被埋131小时获救女子：一直有个信念 你们会救我》。这个报道本身没有问题，被埋那么久获救，确实是新闻。但是如果绝大部分报道都是这个角度，就有问题了。上海的本轮疫情中，如果有很多媒体参与监督报道，如果本地媒体能拿出辟谣外滩长草的精神和劲头，断不会有这么多魑魅魍魉，上海人的抱怨一定会少很多。这些年，不但高质量的深度报道和本地舆论监督报道在消失，很多优秀的自媒体也日渐凋零。我关注的一些公众号，前几年写的文章还有棱有角，现在如果还活着，风格都已经变得非常温和。我深知其中原因。码头青年这次被关了半个月小黑屋，就是一次警示。下次如果再次触碰红线，处罚时间会越来越久，直至永封。如果我还想有个渠道说话，我就必须遵守规则，必须更加谨言慎行，也必须提升自己的水平。当然有不忿，但更多是无奈。聪明的自媒体人，早就洞悉了规则，并主动进行了“进化”。连岳在今天的文章里，剖析了自己的心路历程，看上去言辞恳切。我不知道他真爱国还是假爱国，但他一定真爱钱。只有爱国，才有钱赚。我也认同这一点。不过，爱国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是百般表扬成就，一种是经常指出问题。前一种，非常安全，符合商业逻辑，是最理性的选择，所以聪明的成功的投资者连岳选择了这一种。后一种，危险重重，不知道哪天就身死号灭，是最不理性的选择。但是，必须要有人指出问题，这是媒体人的责任，也是有担当的中国人的责任。比我早几年进南方大院的连岳，现在很不屑当时的那些记者和评论员，“多数二三十岁，每周固定指点中国该怎么办，还大受欢迎”。媒体人固然需要经验和方法，但我以为，不管哪个行业，最稀缺的永远是激情和勇气。没有勇气，就不敢直面问题，就无助社会进步。朱镕基当年访美，曾经在白宫草坪上，有过一个精彩的讲话。他说，只有能说不同意见的朋友，才是最好的朋友，只有真友才是挚友。国家之间如此，国民对国家也应如此。指出问题，是希望问题能得到解决，国家由此变得更好。
经过四十多年的高速发展，我们应该有底气有自信坦然接受批评。
真正的媒体人，应该做国家的挚友，多指出问题。按照这个标准，那些每一篇每一句都在夸自己贬别人的，都不能算真正的媒体人，只能算是流量商人。这样的商人，做的是最有害的生意，因为他们毒化的是人的心灵和思想。媒体凋敝如斯，原因不一而足。没有正常媒体的社会，是极其可怕的。媒体如同泰坦尼克号上的瞭望员，负责四处观望，如果有险情要及时向船长报告。如果你是冰海航船上的乘客，第一，你希不希望有瞭望员？第二，你希望瞭望员实事求是还是报喜不报忧？
缺少正常媒体的价值引领，缺少正常媒体的有效监督，加速了一些成果的流失以及思想的混乱。媒体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，然后交由社会讨论，并达成共识。在全球化的浪潮下，在一切都快速变化的社会里，对新生事物的价值判断，非常不容易。错误的观点和思潮，就如冰海里的冰山，如果不能被及时发现和上报，就可能重创社会这条大船。而媒体的功能，决定他们会比大多数人都更为敏锐和超前，媒体提前观察到的一些现象，只要能引发广泛讨论，就能教育和统一各阶层思想，进而产生强大合力，让大船避开冰山，沿着正确的航线行进。但是，现在连提出问题，很多时候都不被允许。一些地方一些人，更热衷于解决提出问题的人。长此以往，小问题累积成大问题，社会肌体由弹性变得僵硬，管治难度更大。不能发现和提出问题，不能公开和充分讨论，社会就难以达成共识，有些群体的利益就会被忽视甚至剥夺。这两年，从企业家群体，到中产阶级、知识分子，再到普通民众，在一件件事情的冲击下，都有很大的挫败感。很多以前觉得牢不可破的东西，似乎正在不受控制地变形流失。哪怕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都充满了无数变数。如果这些群体可以通过媒体发声，引起社会关注，进而纠偏改正，他们一定依然对未来充满信心。传媒非常特殊，它不仅仅是一个产业，它还反映着整个社会的生态，是官方与社会面联结互动的纽带。简单说，媒体的发达与否，能看出一个地方的经济状况和文明程度。地方官民群体愈开明、包容、自信，当地的媒体就会愈发达。媒体愈发达，又会反过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文明发育。文明程度越高的地方，媒体生态越正常的地方，社会面就能够更充分更快速地交换信息，从而能在短时间内找到应对危机的方法。作为一个长期在广州生活的媒体人，我对广州应对疫情的处置手法，比较了解，也颇为欣赏。今年三月以前，因为上海防疫做得不错，广州的做法一度没有那么显眼。但是最近这段时间，大家都看到了上海的表现。这两年多，我生活在广州，基本没有感受到外地很多城市的那种苦恼，除了有时要做核酸，生活的其他方方面面，影响不大。官方做事，雷厉风行又不乏人性；民众配合意识好，积极自愿，很少抵触。对比其他一些城市，我真心觉得生活在广州很幸运。究其原因，不能否认长期发达的媒体对广州城市性格和品质的塑造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北京和广州是中国媒体最发达的城市。与之相对应的是，北京和广州也是这两年防疫做得最好的两大城市。这不是巧合。当然，北京作为首都，有独特而巨大的资源加持，这一点又是广州所不能比拟的。真正值得表扬和参照的，只有广州。在广州，无论官民，都尊重规则、敬业爱业、开放包容、崇尚自由，这些特点的形成，都离不开媒体的长期熏陶。广州人，普遍较少戾气，沟通成本低，官民容易取得共识，这些也多是媒体之功。当然，广州媒体也有自己的问题，但更多是大环境所致。我相信一旦环境有所变化，广州媒体一定能最先闻到东风的味道，因为这块土地，因为这些人民。我坚信，疫情结束后，像广州这种开明包容人性化的城市，会吸引更多人的青睐，更多人会选择用脚投票来到广州工作和生活，包括一些在上海打拼的人。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美国女作家蕾切尔·卡森写了一本书，叫《寂静的春天》，描述的是环境恶化让蜜蜂、蝴蝶和小鸟越来越少，春天变得死寂。
在某种意义上，媒体的作用和蜜蜂、蝴蝶和小鸟的作用是一样的。如果没有媒体的联结，没有媒体的鸣叫，社会这个大森林，春天一定会越来越寂静。